“休闲分层”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它是指不同阶层因休闲资源占有量的差异而在休闲行为上呈现出阶层化的现象。尽管学者们并非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韦伯很早就探讨了休闲方式的阶层差异，他指出，上层阶级通过垄断特定的休闲方式、培养特定休闲习惯来划分社会等级[1]。类似地，布迪厄认为上层阶级所接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形塑了他们不同于平民阶层的高雅的休闲品味和实践，这种休闲品味的差异将不同阶层区分开来[2]53-66。不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文化场景的转移，一些学者发现，韦伯和布迪厄所描述的休闲分层状态不再符合社会的真实情况。例如，田丰指出，在当前社会，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打破青年群体中的阶级品味区隔[3]。关于阶层休闲差异的新观点也促成了一个潜在的关于休闲分层的争论。本文将从休闲多样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青年群体中的休闲分层现状。

一、研究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休闲与社会分层：一个争论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休闲分层的解释主要依循两个理论。一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品味区隔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品味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总是严格选择高品位的生活方式，以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2]92-105。二是文化杂食理论。该理论最早由彼得森(Peterson)和斯古斯(Simkus)提出和验证，强调在当今社会，上层人士不仅享受高品位的文化休闲活动，他们同时也乐于接受大众文化[4]。尽管有所差异，但是两种理论都强调了休闲品味及其实践的阶层化，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基于上述两种理论，国内外学者们对休闲分层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例如卡茨—格里(Katz-Gerro)在意大利、以色列、德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休闲和阶层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国家中，人们的职业地位越高或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高雅休闲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5-7]。刘精明等的研究也显示，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在休闲品味上表现出明显的高低分化[8]。针对两种理论的比较性研究则发现，文化杂食理论阐释的分层形式更接近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9-10]。

尽管休闲分层的存在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阶层与人们休闲活动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或是仅有微弱的联系。卡茨—格里总结了持该观点的三种主要的解释[5]:一是新中间阶层说，该解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拥有相似的生活水平，物质的充裕使得人们开始将生活方式与职业地位割离，休闲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人化，而非阶层化。二是新身份认同说，该解释认为随着社会逐渐走向复杂化，人们的身份认同变得脆弱而不稳定，众多的因素影响人们的休闲活动，而阶层只是其中一个，种族、宗教信仰、民族、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可能比阶层更大。三是福利国家说，该解释认为国家的福利政策提供个人更多自由，同时瓦解休闲与经济地位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去阶层化”的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例如，田丰认为，以往较高的社会阶层能够独占或者垄断相应的资源，而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品位。但在网络时代，任何青年人只要借助于网络，几乎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于是个别阶层因垄断文化资源、知识技能而产生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品位的状况便不复存在了。青年人的集聚呈现出以兴趣而非社会阶层为基础的“趣群化”状态[3]。一些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当代青年在诸如体育休闲活动的选择上，更少与其自身或家庭的经济地位相联系[11-12]。基于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青年群体中是否存在休闲分层现象仍有争论。

(二)休闲多样性：休闲分层的新视角

休闲多样性(leisure diversity)是指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多样化程度。它是加拿大学者斯托克(Stalker)在研究休闲的群体差异时提出和阐释的概念，斯托克认为，过去对群体间休闲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休闲品味的高低差异之上；然而，在这个多元社会中，人们的休闲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种类，而是越发多元化。这使得我们必须从休闲多样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不同群体在休闲上的差异化表现[13]。

不难发现，与过去相比，中国人的休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休闲方式越发多样且可及。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为多样化的休闲产品供给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人们不仅能够借助免费的公共设施(例如，博物馆、图书馆、活动中心等)开展休闲活动，还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在市场中购买私人性的休闲产品。于是，现代休闲产品的供应呈现出大众化而非精英化的样态，人们不再固守某种休闲方式，而是广泛参与到各项大众休闲活动之中。

文章来源：《青年记者》 网址: http://www.qnjzzz.cn/qikandaodu/2021/0727/19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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